从社会固有的调整模式出发，民族性的法律生命又为法律的本土化找到了合理化的支撑点，即为社会共同意识所引起的法律特异状态。

比如《吉林省省级开发区管理条例》涉及两个法的管理部门，一个是吉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另一个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如《体育法》除规定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外，还规定：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管理体育工作。

但这种主体一般是指职权行政主体，对于新设立的行政主体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主体，一般最好在法律、法规、规章中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以明确不同执法主体的职责权限，有效保障法的实施与实现。为确保执法主体的资格及其职权的法定化，法的主管部门条款的设定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实现法的结构规范化，法的主管部门条款设定规范化是其应有之义，也是法的结构规范化的表现之一。②在法律、法规、规章明确两个或两个平行的行政机关或组织共同作为行政主管部门时，可表述为A行政部门（或组织）和B行政部门（或组织）是××的行政主管部门，分别在××、××范围内负责本法（本条例、本规章等）的组织实施（或监督与管理）工作。同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进行指导。有代表提出质疑：国务院的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大家比较清楚，但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包括哪些部门，在法律中不明确。

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关于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的职权范围作出过明确规定的，立法机关或立法者在设定法的主管部门时要注意该主管部门执法资格与能力的设定必须与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关于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的职权范围相适应，不可超越现有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4条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行政机关的主体地位。但是，尚不构成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渊源。

但是，权利如何设置及置于何处，却有着较大的差别。[48]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两个司法解释强化了这一做法。四是确立了侵害人格的财产性损害赔偿和非财产性损害赔偿（或抚慰金）两种责任。诚然，德国民法典总则编中，第 12 条也规定了姓名权，但 人之姓名，即人格权之表称，[60]其要旨在于身份的识别，非典型意义上的人格权。

但本人认为，如果缺乏认真的历史分析和严肃的逻辑思考，那么我们真正的学术研究及立法，也许会被一种缺乏说服力的表象所迷惑。无现代社会中人格权的扩张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性质的人格利益。

二是增加债编中列举具体人格权的内容，修改第 195 条第 1款，在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之外，增设信用、隐私、贞操等，并增加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等文字，增强司法实务中的弹性。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四十七，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847 页。以此作为分类标准，那么杨立新教授所论及的加拿大魁北克法模式，实际上只是在民法典第 1 编 人中，设专章规定了某些人格权。三是一般条款中的 人格关系 一语已不见于法典中，代之以明确的 人格权概念。

（2）任何人不得让与其自由，并在限制自由时不得损及法律或善良习俗。即使在法律文本上确立了 ‘人格权及赔偿抚慰金制度，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制度在生活和司法中具有了真实的生命。此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又相继作为单行法出台。而以新文化运动为契机发展起来的政党理念，本身就承载着 人的解放之使命，自然应该在通过婚姻法解放妇女、婚姻自主、男女人格平等之后，再厉行理念之下的具体人格权利之实现。

两部民事基本法均规定了人格权。1988 年 1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 140 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场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事实上，即便是法益保护说，即债权模式下对侵权行为的规定，也是包含了设权性质的条款内容，并非泛泛的禁止侵害或损害赔偿问题。……就比较法言，民法通则对人格权的保护较欠周全。

此两条申言人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自由不得抛弃，乃倡导人格尊严之举。[68] 前引[40]，杨立新文。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 《关于交通肇事的补偿和抚恤问题的函》，（65）法研字第 15 号，（65）公（治）字第 443 号，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14 页。[22]其后，第 19 条对姓名权进行了规定。第 119 条前半句，规定的是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其 《民法典人格权法编》 建议稿，共 96 个条文。

[19] 杨立新：《中国两次民律草案的编修及其历史意义》，载杨立新主编：《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 序言，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 页。但缘何该句前半部分一并删除? 值得考究。

第 51 条类似于人格权的一般条款:人格关系受侵害者，得请求摒除其侵害。一般而言，对于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进行损害救济及其方式，除了少数救济途径[58]及责任方式[59]存在一定的差别之外，大陆法系国家多持相同的见解。

较之 《民国民律草案》债之发生一节，民国民法增加了代理权之授予和无因管理两款，而侵权行为方面，除了第 184 条作为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暗含的概括性权利之外，第 192 条规定了生命权，第 193 条规定了身体权和健康权，第 195 条规定了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和自由权。第 1 编总则第 1章之第 1 节规定 人，即自然人一节。

[6]这两部民律草案虽未正式颁行，但实为内外困局之下中国人改弦更张，学习西方以自强，图生存、谋发展之举。[55] 未成年人保护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其中包括了一些未成年人的人格权规范。尽管其中纠缠着一些宪法性问题，[44]但却只规定了婚姻上的自由，[45]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王利明教授认为，德国民法典重财轻人，对自然人规定过于简单，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

看似另起炉灶的民法通则几乎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了潘德克顿体系的制约，[79]自不必借助债的关系理论解决购买产品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第 3 条第 1 条第 2 项规定，自然人死亡之后，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导致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的，死者近亲属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侵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16] 参见李显冬：《从 〈大清律例〉到 〈民国民法典〉的转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0 页。[84] 参见张红：《一项新的宪法上基本权利——人格权》，《法商研究》2012 年第 1 期。

杜景林、卢谌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按照张新宝教授的说法，前一稿草案是有的，最后被删除，理由是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同时也参考了王书江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4]这种人格保护与不平等的现象，与未经近代人权洗礼的早期西欧社会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例如古罗马时期便有生来自由的人与奴隶的人格不平等。中共中央 1949 年 2 月发布 《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司法机关以 蔑视和批评的态度对待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和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法律、法令。其中，公民（自然人）享有姓名权，而法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则称之为名称权。

[47] 王泽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之侵权责任：比较法的分析》，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6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2 页。可见，人们多言瑞士民法典对民国民法典的影响，其实可以追溯自大清末年之转制。

[79] 关于潘德克顿体系对人格权立法的制约问题，较为复杂，也存在多种分析视角。另一方面，又进行了立法上的创造，在人身权一节专门对人格权进行了设权性的规定。

作为一种人格权，它源自个人的欲望，却体现为抽象人格的一般性，即意识到个体生存具有普遍性。[83] 参见林来梵、骆正言：《宪法上的人格权》，《法学家》200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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